貪官多次演習反調查 與同伙訂攻守同盟

貪官多次演習反調查 與同伙訂攻守同盟

湖北鄂州市一副縣級官員邵某從擔任鄉(xiāng)鎮(zhèn)副職時就開始貪污公款接受賄賂,還在離任前與同伙訂立攻守同盟,數(shù)次進行反調查“演習”。近日,邵某因犯貪污罪和受賄罪被判刑6年。(11月24日《楚天都市報》)

我們不能僅僅把這件事當一個笑話。事實上,倒掉的貪官同盟也具有解剖價值,它傳遞出一個強烈的信號,反腐倡廉工作正在遭遇高智商犯罪的挑戰(zhàn),亟待祭出見招拆招的破解之策。

此前已有研究表明,盡管中央和地方在不斷加大治理腐敗的力度,但貪官腐敗潛伏期卻在逐漸增加。從20世紀90年代末至本世紀初期,腐敗潛伏期大幅度攀升,達到了5至6年；而近年被調查的省部級干部犯罪案件中,平均潛伏期為6.31年,最長的達14年。

造成這一現(xiàn)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,除了腐敗行為越來越隱蔽,從一手交錢一手辦事的直接腐敗,向沖賬套現(xiàn)、期權腐敗的間接腐敗發(fā)展外,腐敗分子呈現(xiàn)集團化趨勢,成員之間的相互包庇,結成攻守同盟,也是主要原因。

貪官的攻守同盟是有組織有預謀的職務犯罪,社會影響惡劣。腐敗分子在政治上拉幫結派,經(jīng)濟上相互牽連,對內(nèi)實行“專業(yè)化”的分工合作,對外則步調一致互相庇護,呈現(xiàn)出明顯的集團特征。不但給反腐、監(jiān)督工作帶來難度,更嚴重威脅群體抗腐免疫力,破壞政壇生態(tài)。

最堅固的堡壘,往往是從內(nèi)部攻破。同樣,要想破解貪官攻守同盟,也要從內(nèi)部入手,斬斷利益鏈條,實行各個擊破。事實上,貪官的結盟,不過是建立在利益共享基礎上的松散組織,往往是“有福同享”易,“有難同當”難。共同腐敗時稱兄道弟,一旦東窗事發(fā),便會作鳥獸散以求自保。前不久,原河南省西平縣委書記王廷軍在獄中哀嘆“行賄人‘啥時候也不會說出去’的承諾靠不住”,就是生動的注腳。

“囚徒困境”解釋了為何保持合作是困難的,反腐倡廉工作要抓住這一點,讓所謂的攻守同盟土崩瓦解,讓更多的貪官更早地暴露出來。具體來說,在腐敗越來越隱蔽和集團化的今天,在我國司法體系中建立“污點證人”制度,有望成為破解貪官同盟的法寶。這一制度不僅能提高反貪效率,降低辦案成本,也能夠順藤摸瓜,拔出蘿卜帶出泥。